《法国民法典》 的制定及其历史意义

编辑: 佚名 来源: 未知 时间: 2018-01-26 17:02阅读次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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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现代社会维系文明的重要制度基础,其中,民法既是每一个现代人不可须臾离开的生活准则,又是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有效建构的关键。 谈到民法的历史,必然要提到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直译为《全体法国人的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 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民法典,它自签署颁布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制定民法典的推动者和签署者拿破仑对该法典经久不衰的魅力早有预见。 他在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曾自豪地说,我的光荣不是打过40次胜仗,因为滑铁卢的一败便可使这一切完全被人忘记。

但不会被人忘记而且永垂不朽的却是我的民法典。 恰如拿破仑所预言,伴随着拿破仑帝国的扩张,1838年的荷兰民法典、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华沙公国(后来的波兰王国)与俄罗斯帝国法令全书的民法部分、土耳其民法典等都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 进入20世纪之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等国的民法典也都极大地借鉴了《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和内容。 可以说,《法国民法典》是继罗马法之后、19世纪以来,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它确立了现代民法的法典模式,与《德国民法典》一起构成了现代欧洲大陆法的基石,而且作为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极大地促进了法国19—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法国民法典》是迄今为止施行时间最长的民法典。 该法采用了总分结构,共2281条。

其中,总则部分极为精炼,仅有6条,对法律的颁布、基本原则、效力及其适用作了规定。 如其第4条规定:“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该条在赋予法官充分自由裁量权的同时,旨在树立司法裁判在民事矛盾和纠纷处理中的权威。 其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从而确立了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 正是因此,看似单薄的6条内容,却确立了指导民事立法、执法、司法的基本原则。 这些源于规则、又高于规则的民法基本原则赋予了民法典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使民法典可以通过对基本原则的解释而不至于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

《法国民法典》的总则之后是分则部分,它分为三编,第一编规定了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权利、身份、婚姻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民事问题。

第二编在第一编的基础上,对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即财产进行规定。 第三编则进一步规定人能够取得财产的合法方法。   该法典围绕着人这个中心,按照普通法国人的认知逻辑,逐渐由人及物,形成了具有突出特色的“人法”。 回溯《法国民法典》的诞生,应当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促成民法典颁布的社会基础,也是决定性因素。

但大革命所宣扬的资本主义人权观念和罗马法以来的法学理论传播也都为民法典的诞生培育了沃土。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上的特色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   第一,立法内容上的实用性。 法国民法典的条文极为重视实用性。

众所周知,它为利于保证体系性和完整性而采用了总分结构,但最初的草案中总则有39条。

该39条的总则后被废弃,理由就是为了保持民法典的实用性,所以,不能出现过多的法学理论因素。 作为民法典立法的推动者,拿破仑在立法中也一再重申实用主义立法指导思想。 他曾说,民法典应该是法国公民手中的一本通用读物,将和《圣经》一起成为指导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 为此,他任命的四个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司法工作者,力求从民事审判实务的需要出发制定民事法律规则。 事实证明,起草委员会的专家们确实恪守了这一要求,严格执行了透明易懂的立法指导思想。 草案形成后,在议会召开了数百次具体条款的讨论,进一步保证法典的明晰易懂。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上的第二个特色是其立法过程的审慎性。

法国民法典草案完成至正式颁布之前,曾经创下了多个法国立法史上的第一次。 这些“第一次”可谓立法审慎的最佳佐证。 法国民法典草案是第一次提交司法机关,即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征求意见的民法立法案;是第一部按照条文内容被分拆为36部不同法律,分别同时进行审议的立法案;是第一部由最高执政官拿破仑亲自审定后转交行政法院全体大会进行讨论的立法案。

在行政法院以全体会议形式举行的109次审议会议中,拿破仑亲自主持了其中的57次。

其余52次由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主持。

而且,拿破仑在多次参与法典讨论时,追问最多的问题就是“这样规定公平吗”  作为一部开创近代私法先河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的进步意义不容小觑。

这种进步意义首先表现在对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确认和维护上。 在民法典的立法结构设置上,始终围绕“人”这个中心,被誉为“人法”。

即以“人”而不是以“物”为中心,先规定人,再规定人的财产,最后才规定取得财产的方法。

同时,在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中,处处着力保障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 例如,《法国民法典》1134条规定,人们可以在不违反法律与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情况下,自由订立契约,创建自己期望的各种民事关系。

  其次,革命性地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平等”替代了“等级”。 《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此处特别强调“所有法国人”,即意在废除法国大革命之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

如它明确规定了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在法律待遇上的平等,禁止歧视非婚生子女。

可以说,正是这些明确和具体的法律规则,击破了固守千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制度,使《人权宣言》中的平等观念变成了现实。

  再次,确立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奠定了近代私法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 《法国民法典》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用法律制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 拿破仑曾在立法讨论中阐明了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地位,他说:“我拥有许多的军队,但我不能侵占一块土地,因为侵犯一个人的所有权,就是侵害所有人的权利。 ”正是《法国民法典》对人人可平等拥有受法律保护的所有权的规定,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法国民众创造财富的热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繁荣的市场交易,而《法国民法典》确立的契约自由原则恰以国家强制力保护了人们在自由合意基础上订立的契约,明确给予它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从而表明了国家像保护私有财产一样保护私人契约的制度选择。

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突飞猛进证明,私法三原则统领下的《法国民法典》确乎起到了为初兴的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历史作用。   《法国民法典》的第四个进步意义在于祛除壁垒,统一了法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易规则。

《法国民法典》制定之前,法国南部、北部地区分受罗马法和习惯法的影响,存在因经济社会规则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而引起的各种矛盾。 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形象地讽刺道,在法国旅行需要经常更换法律,就像经常更换马匹一样。 《法国民法典》的施行结束了这种规则割据、冲突的局面,实现了法国境内经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的统一。

此举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易,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王静)。